抗战期间的扬州中学苏北分校

李友仁

抗日战争期间，扬州中学师生或赴外地，或留扬城，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在国统区、沦陷区、游击区和租界，一度并存着扬州中学举办的五所学校，即四川的国立第二中学，上海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习称“泰校”）、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习称“沪校”），泰州乡间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苏北分校（习称“苏北分校”）和扬州城内的苏北公立扬州中学。鉴于目前尚没有一篇文章全面介绍苏北分校，本文根据扬州中学校史资料、苏北分校教职员工亲属和多位校友的回忆文章，试图追寻苏北分校那段艰难的办学历程。

前身泰校  办学六载

说到苏北分校，先得说说泰校与沪校，因为苏北分校是从泰校分离出来设立的，而且苏北分校后来改名也与泰校、沪校停办有关。

抗战爆发扬州沦陷前，在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率领部分师生赴四川办学的同时，扬州中学初中训育主任纪子仙带领部分师生到了尚未沦陷的泰州城，租用已停办的美国教会学校明德中学的校舍，于1938年秋季复课，校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即“泰校”），纪子仙为代理校长；扬州中学名师黄泰则带领部分师生到了上海租界，想方设法租用校舍复课，校名也是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即“沪校”），黄泰为代理校长。

泰校办学期间，泰州城战云密布，一次遭日寇飞机轰炸，落下炸弹数十枚，死伤平民200多人，人心惶惶。在此情况下，泰校何去何从，面临抉择。学校师生有两种意见，一种倾向于迁至上海租界，因上海市中心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能进入，仍分别由工部局、公董局进行管理，形势相对比较稳定；另一种倾向于转到泰州乡间。于是泰校在1939年一分为二，部分师生由纪子仙带领去了上海复课，定校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纪子仙为代理校长。另一部分师生转入江都小纪，定校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苏北分校，朱宗英为主任。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本部建立后，原在上海的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第二院，黄泰为主任。

苏北分校办学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日军进占租界，泰校、沪校难以为继，被迫分别以“慈淑补习馆”、“树人补习社”的名称继续上课，到了1942年不得不宣布停办。鉴于扬州中学校本部及第二院均已不复存在，于是苏北分校1943年正名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朱宗英为校长。

简而言之，苏北分校1939年开办，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计办学6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宗英率师生返回扬州，接收了位于羊巷（今市一中所在地）的苏北公立扬州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先在羊巷复课，1946年春在大汪边学校原址复校，朱宗英继续任校长，直至1947年卸任。

几易校址  极端艰苦   

抗日战争期间扬州中学所办的五所学校，数苏北分校环境最为恶劣，生活最为艰苦，设施最为简陋。

苏北分校办学六年，颠沛流离，竟数易其址。在小纪办学时，就曾因日寇来扫荡而短时间中断教学。1940年，江都樊川沦陷，日寇从距小纪仅3里路的竹墩炮击小纪数十分钟，全镇焚毁死伤，随处可见。学校不得不迁往兴化周庄坂埨。坂埨处于游击区，日寇经常来扫荡，学校曾几度停课。于是学校再迁泰州孙家庄，最后迁江都塘头。

抗日战争期间，江苏省教育厅组建了若干所临时中学，苏北分校另一名称是江苏省立第四临时中学第二部。起初教育厅对这些临时中学及分部还下拨为数不多的办公经费，后来逐渐减少，最后不再下拨。苏北分校便断了办公经费，而学生不缴纳学杂费，以学米代替，教师们竟无薪金收入，靠学米维持生活，勉强果腹。朱宗英之子、1947届校友朱嗣尧回忆，朱宗英也不例外，因拖儿带女，人口众多，全家生活比单身教师更加困难，常常是“瓦缶时无度日米，敝囊常乏买盐财”。朱宗英常用“士穷乃见节义”教育子女，说眼前生活是苦些，但心里要比那些汉奸、发国难财的民族败类踏实得多。教师们虽清贫，但情绪很乐观，许千成老师当年在欢送乙酉级毕业生茶话会上的发言，就是极其真实的写照。他说，虽平日粗茶淡饭，有时食不下咽，四壁传声，有时寝不成眠，连年不得薪水，妻子啼饥，仍不改其乐。

学校在小纪时是以镇西郊的都天庙为校舍，庙四周为田野。学校未用庙门，在东围墙上另辟校门。食堂设在大殿内，殿前广场权作操场。

学校在坂埨时是以移风寺和田家祠堂为校舍。1941届校友许少文回忆，移风寺距坂埨镇约一里路，所在地四面环水，形状像只凤凰。往返均需摆渡，同学们只有周日才有空到镇上理发、沐浴、购买日用品。1942届谢熹回忆，学校的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分散在镇上各处。镇上一家田姓大户的的祠堂借用来作为宿舍，同学们一个挨一个地睡在用竹子编成的通铺上。没有木制房门，而是用芦席拼钉成一扇门倚在门洞上，留下了一条较大的缝隙。

    2012年扬州中学庆祝建校110周年,反映学校办学历史的《扬州中学校史资料长篇》出版,其中“前篇”分册有一张苏北分校播迁示意图,图中泰州、小纪、坂埨、塘头均标出,唯独孙家庄未标。据张铨老师介绍, 孙家庄在何处目前尚未查明。

名师荟萃  鞠躬尽瘁

苏北分校学生多时有数百人，少时也有100多人。人数少时，即使一个年级仅有5个人，照样开班授课。学校前后共有教职员工32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朱宗英、朱白吾和吴遐伯三位扬州中学的名师。

朱宗英，字筠初,涟水人，早年就读于扬州中学，清华大学毕业后又服务于扬州中学。他临危受命，团结一帮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的教师，继承扬州中学的优良传统，高举抗日、树人的大旗，在极端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将苏北分校撑持到最后的胜利，功不可没。为了苏北分校，他殚精竭虑，甚至差点丢掉性命。学校每次迁移，他事先都要亲自选择地点，实地考察，与当地父老谈妥。在从小纪乘船到坂埨考察的途中，特遇大风，浪急船翻，他和同行的宫颐百先生双双落水，幸得船夫及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奋力救援才死里逃生。在1948届校友王睿的记忆中，朱宗英风度斯文儒雅，态度温和可亲，礼遇教师，所授历史课，提纲挈领，井然有序，易懂易记，历久不忘。

朱白吾，名增壁，后以字行，宝应人，高中就读于淮扬合一中学（扬州中学前身），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博物部。1927年起任扬州中学高中部生物教员，兼任过舍务主任、级任导师。1952年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兼总务长。曾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扬州市分社主任。“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时代先锋吴大观曾受教于朱白吾。吴大观在《我的“中国心”》一文中写道，扬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师资力量很强，老师们的学问、道德和人品都是很出众的。朱白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还是我们的生活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吴遐伯，名锡龄，后以字行，仪征人，毕业于宁属初级师范及两江优级师范，曾教过吴征镒院士和吴大观。在吴征镒的印象中，吴遐伯既精国画，又善书法，不但对植物，而且对动物、生理卫生、矿物地学都有基础，讲课就讲这些基础生物地学方面的知识。吴遐伯曾自创矿物硬度表口诀“滑石方萤磷，正石黄刚金”，便于学生记忆。正是在吴遐伯等几位生物老师的影响下，吴征镒更加坚定了攻读植物学的决心。 吴大观也说， 吴遐伯老师讲自然课，把矿石的硬度排了一个次序，编在一起，教我们记住。这个口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诵。

值得一提的还有仇荫昌、华茀康两位老师。仇荫昌，字映苍，泰州人，浙江大学理学士；华茀康，名受禄，后以字行，宝应人，安徽大学经济学士；均曾任扬州中学级任导师。两人因工作、生活艰苦，积劳成疾，在小纪竟相继英年早逝（前者28岁，后者33岁），令人扼腕。谢熹校友当年经常看见两位老师结伴同行，谈笑风生，情绪甚佳。他们的形象永远留在了谢熹的记忆中。

同心同德  勤教勤学

国难当头，苏北分校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师生们矢志不移，认识到自己也是在参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苦也值得。学校每天清晨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即使在朔风凛冽的寒冬也不例外。许少文校友回忆说，虽然脸和手都冻红了，但血是热的，心是热的，每个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高攸纲校友的父亲高佩亮曾在苏北分校任教4年，并任训导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高攸纲曾撰写文章，缅怀父亲。通过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校友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师生们同心同德、勤教勤学的一些情况。

高佩亮任教的数理化课程均使用国外名校的英文教材，试卷也是英文。他鼓励学生答卷既要正确，又要迅速，规定交头卷者加分，最后一个交卷的扣分。他对学生十分严格，要求“今日事，今日毕”，为巩固课堂学习内容，布置较多的课外作业，规定必须当天完成。高攸纲有一次作文写到晚上11点还未写好，想拖到第二天再写，但高佩亮坚决不同意，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完成。虽然是数理化老师，高佩亮要求学生也要重视文史知识方面的学习。每逢假期，他要求高攸纲每天背诵一篇《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一篇《短篇英语背诵文选》上的文章，还要超前做完下学期的数理化作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童子军组织，规定初中学生，不论男女，一律编为童子军。扬州中学的童子军被称为中国童子军第六十团。而苏北分校就连童子军的课程也仍然设置。

苏北分校实行的是“宽进严教”，学生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孜孜不倦地学习。基础好的不敢懈怠，基础差些的更是加倍努力。晚自习，同学们也自觉地在汽油灯下读书、做作业。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校组织成立蜚声文艺社，编印《蜚声》期刊，发表师生的作品。为提高英语水平，学校经常举办英语演讲比赛，教师用英语主持、点评。为增强学生体质，学校常常组织班级间的篮球比赛。

得益于学校优良的学风、校风，得益于父亲的严格要求，高攸纲后来成为电磁兼容专家，被誉为“中国环境电磁学第一人”。他从武汉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又到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访问进修，后在北京邮电大学任教，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

李友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