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学家”、“报纸头条主义”、惠特曼与健康歌

在写毕悼念林肯遇刺的名诗《噢船长，我的船长》十年之后，惠特曼承认，他有时会后悔自己写过这首东西。因为每到一处，他都被迫朗诵此诗。在这一点上，惠特曼比《同一首歌》中鹦鹉学舌般重复自己、假装不知岁月流逝的歌手们显得有尊严。他以为，他自己，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要比这首诗本身伟大得多。他拒绝将自己与一首诗或一个概念划等号。

很可惜，这种趋势却并非他嚷嚷两句，便能改变的。

《围城》里的迂腐哲学家诸慎明以为，这世上有些哲学家不负其名，而有些则是“哲学家学家”。前者志于学，后者志于人。纳博科夫在康奈尔教文学课时，嘲弄自己的前任“比起作品，他更关心作者们的性爱史”。但有些事情，确是无可奈何：在大众传媒文字细如蝇头的时代，时代只来得及看一眼大字标题，记住一些固定的词汇。而这些词汇终于盖棺定论，被时间过滤得越发鲜明。比如，勒·克莱齐奥乍得诺奖，满眼的“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称号已现。你几乎可以确定，这和“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萨特=存在主义=波伏娃的先生”一样，会成为他此后在媒体上被复制粘贴的标签。

当然，以此为据，认定世风日下、文艺沦丧，不免武断。设若全世界都是对新出炉大师了如指掌的文艺青年，则非但不显得人心很古，几乎还有些吓人。这其中自有一些艺术家与大众难以逾越的矛盾。如你所知，古希腊的大家们全都诸门兼通，修辞、哲学、数学、科学（虽然有些格物致知似的拼凑）都是一把好手；到得17世纪，修养良好、有钱有闲的子弟，才能兼通音律、绘画等多项文艺知识，以便在沙龙里卖弄。然而19世纪以降，大众的知识固然稳中有升，但各门科类却日趋细化精尖。大众可以接受的物理知识多以苹果砸牛顿为限，喜闻乐见的绘画无非康斯特布尔、伦勃朗们的微妙写真，听着巴赫的赋格以为甚是悦耳。设若文艺成就到此为止，则一个经过中等教育的青年，大致可以领略妙处，思辩自如。

然而问题在于，文艺门类的发展只有越行越速、越分越细。以有限人生穷追一门尚且未必能够，何况精力有限的大众？文艺门类又总有两种方向，一是针对外部世界，二是反向延伸。现代主义所追求的解构，非对该门类有所浸淫者不能道其妙处，然而那已不是大众所能随意欣赏热爱以至于亵玩的程度了。

因此，惠特曼如果生于今天，恐怕也只能如此干瞪眼。他只得和艺术家们一起留下主义与名词，然后让名字与词汇纠结在一起。纳博科夫自嘲的以为，“当代文学已并不能给予读者以愉悦。”大多数艺术门类亦复如此：山顶的风景只能给山腰的人看，而平林莽漠之上走马观花的大众，所能目极与接受的也不过山脚的青葱。

《庄子》这样总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世界的知识如群山壁立千仞不断生长，而新的山形还在轰鸣堆垒。惠特曼们将被迫被逐渐省略，在大众世界目睹的海洋中缩减成一组组易于记述、易于传播的词汇。到那时，恐怕连“哲学家学家”这样的半专业人士都会稀少——一门学科的传承将（或已经）简化为许多词汇的演变锁链，而不朽的大师和他们慷慨激昂的主张，会成为锁链的一环，代代相传。

——关于开头的例子，我想到另一个故事。范晓萱的某访谈：她说，每到一处，都会被人要求唱《健康歌》。如今的她是个优秀的音乐人，有内涵，有想法，但是呢，很遗憾……一旦你已经属于大众，你就没办法左右大众对你的眼光。

亲爱的，当大众传媒在你身上刻下印章时，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主义、概念和即成事实的帽子，你摘不掉的。别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