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衡，原名武仁惠，1934届校友，上扬中时改名武衡。地质学家、科学管理学家，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是我国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我国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为建立我国科研机构管理制度、研究生制度、科学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等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曾组织起草了我国第一部《专利法》。

 投身革命，热血青年读书不忘家国忧

武衡在整个中学时期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思想活跃、开朗，爱看进步书刊，如鲁迅编的《语丝》，丁玲、郁达夫、蒋光慈的小说等。由此，他粗浅地了解了“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的内涵。这些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

武衡在扬中读高中、在清华读大学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大好河山沦为敌手，也促使武衡下定决心，跟随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因而武衡在1934年考入大学后，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进步学生运动浪潮中，成为青年学生的旗帜性人物，并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他1935年参加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为首批队员，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衡和战友们利用改组派的报纸《北平新报》，开辟了若干专栏，武衡任“新科学”副刊的主编。当时国民党当局不准谈国防，他们就以“实用科学”的名义唤起人民的国防意识。他亲自撰写了《怎样防毒》《绥东战争与中国科学界》《怎样利用寒假》《长卢盐》等文章。

1937年7月底，北平论陷以后，武衡先后在济南、徐州、广州、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西安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济南，他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又在“民先”山东省队部工作，输送大批革命青年去山西临汾、陕西延安。他们还在济南《民国日报》开辟了“冲锋号”副刊，宣传抗日救国。在徐州前线，他成立“民先”第五战区办事处。在重庆，他任川东特委巡视员，联络中共地下党员。

1939年初，他奉调去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宣传科长，以后又任联络处长，分管延安的大学生工作及国统区青年团体的统战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学联主席。1940年5月，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延安举办了“青年运动成就展览会”。武衡由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引荐，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欣然命笔，写下“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12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并签了名。后来武衡一直珍藏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毛主席还在纪念大会上亲自给被选为“模范青年”的武衡佩戴了奖章，使他受到极大鼓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武衡奉命去东北解放区工作。他一方面从事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又领导工人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完全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衡走上了科技管理领导岗位。

          开拓创新，参与中科院学部筹组

武衡由于在东北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954年1月被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刚到任，就协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起草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按照这一报告精神，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学术秘书处，武衡负责学术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并负责筹组4个学部（后增至5个），还参与制订了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一是建立研究生制度，二是建立科学奖金制度。

为了加强学术领导，中国科学院拟新建及调整研究机构，使其布局更加合理，方案是按学科分类，成立学部，设学部委员。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55 年6月1日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31个学科分设为4个学部，共选聘233位学部委员。武衡自始至终参加了学部的筹创，并被选聘为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每两年增选一次院士，成为惯例。

关于研究生制度，1955 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培养高级科研人员的法令。

关于科学奖金制度，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学术奖励，相当于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于后来被追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奖。据介绍，1957年，华罗庚、钱学森和吴文俊三人一起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各获得1万元奖金。而当时的1万元相当可观，相当于科技人员年平均工资22倍多，相当于科学院一级研究员近3年、助理研究员近10年的工资。

建立研究生制度，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对有重大成就的科学研究工作或成果论著给予奖励，这两项工作是发展科学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武衡参与其中，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功不可没。

            殚精竭虑，组织南极科考

1957年初，武衡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8年底，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武衡被任命为副主任。这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有了统一的领导，开始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武衡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位领导者。

1964年1月，武衡代表国家科委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局。1978年10月10 日，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展南极考察”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由此开始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198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武衡为主任。

对于南极科考，限于当时的国力水平，很多人不能理解，更有人提出质疑：花那么多钱去占一块冰疙瘩有什么价值？武衡对此不无感慨，他曾对秘书说：“我们不能光算小账，陈（毅）老总说过，百忙之中也要走一步闲棋，登陆南极这步棋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多花这几个钱完全是有价值的！”

武衡殚精竭虑，为我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及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的建立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武衡组织人员开展参加南极条约的准备工作。1983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我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成员。我国终于拥有了对南极事务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84年，武衡频繁率团出访：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了两国的南极局，参观了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和工厂；去日本，访问参观了日本文部省及其所属的国立极地研究所、东京大学海洋研究所及海上防卫厅管辖的“白獭”号破冰船；去美国，访问参观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属的南极规划局、若干研究所、研究中心及海岸警备队的“极海”号破冰船。

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以及中国科学家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为中国在南极建立科考站奠定了基础。1984年11月20日，来自全国48个单位的54名考察队队员乘坐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考察船、海军“J121”号打捞救生船，由上海港启航，前往南极，武衡亲自为他们送行。在启航仪式上，武衡和海军政委及国家海洋局局长将五星红旗、镌有邓小平“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题词的铜匾和“中国南极长城站”铜质标授给考察队。武衡向队员们郑重承诺：“我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建成时，我将前往参加落成典礼并慰问同志们！”

考察队安全抵达南极洲的乔治王岛民防港后，随即投入到紧张的科考站选址工作中。12月29日下午，考察队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当天21时30分，武衡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1日举行了奠基礼，经过45天的努力奋战，1985年2月15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在乔治王岛建成。2月18日, 武衡任代表团团长，率团到达南极长城站。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按原计划，长城站建站第一年为夏季站，等第二年物资补给更完善，再建成常年站。由于长城站基本达到了越冬条件，武衡研究决定，长城站当年建站，当年即越冬。

关于武衡率代表团到南极，还有一个小插曲。据《北京日报》2014年2月25日刊登的《首征南极》一文介绍，代表团飞行的线路是：乘飞机从北京到美国、再飞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然后飞到智利最南端的彭塔阿雷纳斯市，最后乘智利空军的运输机到乔治王岛。行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考虑到此行路途遥远，从北京出发到达长城站途中有10天，南极极端寒冷，而武衡已过古稀之年，担心武衡的身体，便将此事报告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 习仲勋让宋健转告武衡：“武老精神可贵，考虑到身体健康，可不派人去，发个慰问电就行。”但是武衡不答应，一定要兑现承诺，亲自去南极的中国考察站看一看，为此还专程登门找习仲勋解释，终于如愿。

1985年5月6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南极考察庆功授奖大会。武衡代表南极科学考察全体人员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此后，我国又在南极建了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给第二个科考站命名时，讨论热烈，武衡提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先行者，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促进祖国统一事业，为其命名“中山站”，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为了向南极深处进军并顺利建成中山站，破冰船必不可少，但因造船周期长、费用高，难以如愿。为此，武衡忧心如焚。1992年秋，武衡得到消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造船厂有破冰船急于出售。武衡立即派代表到乌克兰考察破冰船的情况，终于在1993年从乌克兰以1750万美元的低价买进这条破冰船。在为破冰船命名时，武衡为其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雪龙”， “雪”意味着南极的冰雪世界，“龙”代表中国。

         倾注心血，推动创建专利制度

1978年7月，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央作出了建立我国专利制度的决定。依据这个决定，国家科委党组决定筹备建立专利制度，武衡担起重担，负责这项工作。1980年，中国专利局成立，为国务院直属局，由国家科委代管，武衡兼任局长。

　　对于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问题，武衡早就有此想法。在专利法实施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发明奖励制度。但武衡认为，作出一件发明太不容易了，但其科技成果归国家所有，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发明人却得不到什么权益，这有失公平。他早就萌生了要多给发明人一些权益的想法。1977年底，他就向有关人员提起过这件事。如今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武衡倍受鼓舞，对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武衡的主持下，我国派员考察了6个工业发达国家、4个社会主义国家、3个发展中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其中，武衡不辞辛苦，亲自率团考察了日本、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巴西以及两个国际组织。为了深入学习外国专利制度的经验，以及为我国将来实行专利制度培养专门人才，武衡亲自与外国专利局和国际组织的领导商谈争取为我国培训专利人才。自1979年5月至专利法颁布前，先后派出200余人次到国外进行较长期或短期培训。为使他们在出国之前对专利有初步的了解，武衡还亲自联系在怀柔建立了培训基地，有时他还亲自讲课。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了解国外专利制度的情况，武衡还邀请某些国家专利局派团来访和派专家来讲学。每当外国专利局领导来访，也都借机请他们进行专题报告。武衡常常抽空听讲。武衡还争取到了包括为我国免费培训人才、赠送专利文献和物质设备、提供经费等多种外援。
    1979年3月，专利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同年6月4日，起草小组草拟出了专利法草案的第一稿。这个草案广泛征求了国内意见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意见。但是在国内，专利法草案争议不断，甚至有人极力反对。面对压力，武衡没有动摇，坚持不懈地决心要把专利制度建立起来。但他没有想到，专利法从酝酿到诞生，竟历经了5年磨砺。

专利法迟迟不能颁布实施，武衡深感不安。他在《科技战线五十年》一书中写道：当时，“作为专利局的筹备工作主持人和第一任局长，对这个情况焦灼不安，既完不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又对已集中起来的从各部门调来的一批干部和多年来培训的一批骨干无法交待。”

于是，1982年2月，他写信给中央和国务院几位领导，对专利法草案上报之后由于一部分同志有不同意见而被搁置了11个月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要求及早公布专利法。

3月16日，他又借送反映日本重视小发明和日本商人利用我们的无知、在转让某项技术时多收64万美元的《专利工作动态》之机，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以推动专利法能够早日颁布。他在信中说：“专利法（草案）虽上报一年，也未有下文，‘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致使对现行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困难重重，阻力很大。筹建专利制度是3年前在小平同志的指示下进行的。只是由于少数人的反对，这件事情搁浅了。”他在信的最后表示：“我要退了，深感有负党的委托，未能完成任务，心甚不安。”

武衡离任之后，仍一直关注专利制度筹建的进展，并继续做力所能及的事。1983年1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建立专利制度，推动技术进步》的文章，宣传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必要性。在他退下来以后，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时，积极工作，为专利法的通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终于在1984年3月12日得以通过，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鉴于武衡的杰出贡献，1984年8月1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授予武衡最高奖章——“发明与创造金质奖章”和奖状的仪式。奖状上写道：“特授予武衡先生一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和促进保护发明权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功绩。”时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鲍格胥在致辞中说：“武衡先生直接领导筹建中国专利制度，直到1982年。在完成筹建中国专利制度过程中，武衡先生一直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他以朝气蓬勃，现实地、预见性地、耐心地、坚韧不拔精神进行工作。可以这样说，武衡先生是中国专利制度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