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教育给我的影响

1935届 朱九思

朱九思1916年2月20日出生于江苏扬州，我校1935届校友，武汉大学肄业，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当代著名教育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延安。曾任冀察热辽边区群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中工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文教部副部长。他是华工(华中科技大学)的缔造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被称为“华工之父”。2015年6月13日18时09分，朱九思在武汉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本期特别刊登朱九思先生20多年前回忆母校的文章，以表我们对朱久思先生的敬仰与追思。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也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废，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决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科。这在中学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学校走廊上有报纸张贴出来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那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联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办不到，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90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20万元向校友募捐，我捐了500元。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取。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取的，到了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一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的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很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