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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集中报道我校黄纬禄校友 | ||||
| 作者：佚名 新闻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3404 更新时间：2012-2-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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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铸剑魂——追记“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院士
黄纬禄在观看弹上设备。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研制固体导弹，虽说不上能让国家富强，但我们至少为国家做了一点点贡献，自己也不虚度此生”。报告会大屏幕上，一幅幅珍贵的画面再现着黄纬禄生前的音容笑貌，将这位世纪老人的科技人生画卷徐徐展开。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光辉时刻： “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和大国地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介绍潜地导弹发射成功的重大意义时说。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爱有多深，责任就有多重！谁曾想一支竹蜻蜓几十年后会化作一枚划破长空的导弹，一飞冲天，震惊世界！它让人感叹：竹蜻蜓虽小，但同样可以作为民族脊梁的支撑！ 在英国留学期间，黄纬禄亲眼目睹德国V1、V2导弹对伦敦的轰炸，见证了导弹的威力。在这期间，黄纬禄有机会参观了英国缴获的一枚德国V2导弹，成为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之一。看着眼前这个大家伙，黄纬禄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要是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侵犯我们了！ 1957年，黄纬禄和战友们遵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走进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开始了共和国导弹研制的征程。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作为导弹控制系统的负责人，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黄纬禄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时间从基础学起，常常挑灯夜战。 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连续攻克了导弹飞行中弹体弹性振动等系列技术难关，参与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订，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涉及导弹与火箭技术的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都还处于空白的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关、自行设计关，相继解决了远程和多级导弹的液体晃动、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0年时间，黄纬禄和战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让中国导弹事业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巨大进步。 铸中华神剑，挺民族脊梁 信念坚定，步伐就会更坚定；胆识惊人，成功就会更惊人。黄纬禄的信念和胆识凝聚成一个新目标：一定要把中国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搞出来！铸中华神剑，壮民族之胆！ 天有不测风云。“文革”中，黄纬禄和其他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技术领导一样，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 但他始终放不下自己热爱的导弹事业，为鼓励自己，他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抄录在笔记本上：“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黄纬禄忍辱负重，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做记录，以便多接触技术工作，多提工作建议，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导弹事业少受一点儿损失。 当时，中国虽然拥有了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 1970年，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研制初期，面临起点高、难度大、无资料、无图纸、无仿制样品等许多困难，黄纬禄用技术实力和人格魅力组建并带领年轻的团队，勇敢地向困难发起挑战，大大加快了“巨浪一号”的研制进度。 在研制过程中，黄纬禄带领团队大胆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这一程序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上亿元的研制经费和大量的时间，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潜地导弹研制方法。 为了获取导弹水下基本力学参数，进行模型弹投入水中入水深度的试验是一个必经的步骤。模型弹重约10吨、长10多米，如何投入水中、投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困扰大家的难题。 黄纬禄知道，光靠计算数据说服不了别人，必须有“奇招”。1970年7月的一天，人们看到，在新建成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停放了一台巨大的吊车。似火的骄阳下，黄纬禄和试验队员们光着膀子，反复以各种姿态将模型弹投入水中。最终，黄纬禄和战友们用一身的痱子换回了大量的有效数据。 1982年秋，在潜地固体导弹遭受第一发失利时，试验队员们忐忑不安。第二发能否成功，试验队人员认识不一。 在预定发射的当日凌晨，上级又打来电话，建议推迟发射，这使黄纬禄更加难下决心。可以说，在每一次大型飞行试验前，他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由于自己决策上的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天，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该怎么办？如果坚持按原计划发射，一旦发生问题，自己要承担全部后果；如果推迟发射，自己固然可以不担风险，但禁航期限将满，而且海上条件越来越不利于发射，将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和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经过再三的分析、比较、权衡，他终于站起身，拿起电话向上级报告：“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执行命令。”最后，上级同意了黄纬禄的意见，按时发射。 发射成功后，人们更加敬佩黄纬禄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从实际出发，以事业为重，勇敢决断的惊人魄力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巨浪一号”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发射试验的成功，使我国拥有了应对核威胁与核讹诈的有效反制手段，让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硬、更直！ 把责任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他人 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他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在成绩面前，要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要尽量考虑自己的责任。 他创造性地提出“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理念，并将之作为管理之道、为人之道——把责任和风险留给自己，把余量和荣誉让给他人。 “巨浪一号”研制初期，研制单位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主要组成横跨5个研究院、3个研制基地，承担任务的单位有109个。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结果导致总体上超标。 在各单位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时，黄纬禄果断决定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要求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在分散的难点中，有的单位可能要承担一些极端情况下的风险，黄纬禄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在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 黄纬禄大力倡导的“四共同”原则，如今已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金科玉律”，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法宝。 在“巨浪一号”前期的几次试验中，因为导弹超重，射程达不到设计要求。经过分析，是控制系统根据总体给出的各个分系统的最大偏差来进行仿真，将某指标值设计为实际值的5倍，使系统总体不堪重负。最后，黄纬禄拍板，将指标设计用量调低。在作决策时，黄纬禄强调：有责任我负，成功了是你们的。 在“巨浪一号”试验的关键阶段，黄纬禄经常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去医院检查。长长的诊断单让医生都感到十分诧异，眼前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这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等。 当时已经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少了 在主持召开总师扩大会的一天晚上，黄纬禄开始发烧，并且出现便血。这是长期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如出血量大，往往会发生失血性休克，若抢救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黄纬禄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明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他想到，自己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参加会议，许多问题定不下来，下一步工作就不好开展。于是，他自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悄悄地让秘书到医院要点止血药，并再三叮嘱秘书“我的病不许跟别人说”。 就这样，“有办法”的黄纬禄靠着止血药，强忍病痛主持会议，直到5天的会议开完，他才去医院检查治疗。 品德比技术更重要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们本以为黄老会把技术放在第一位，而他时常念叨的却是：品德比技术更重要。从黄老那里，同事和家人收获最多的是平等和尊重，体会最深的是关爱和幸福。 黄纬禄虽是一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专家,却时时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身正为范，并不断启发和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年事已高居家养病时，黄纬禄还时刻惦记着导弹事业。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他家里有时就成了办公室和课堂。 每有重大试验或关键节点，黄纬禄还常常亲临一线，甚至远赴试验基地，现场指导。他一直关心航天事业发展，积极参与载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论证，献计献策，发挥余力。 黄纬禄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写了一篇数论方面的文章向他请教，他不懂，便亲自去找另一位老专家帮忙，那位专家也不懂，他就又去求教别人，使那位青年深受感动。 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黄纬禄用言传身教挽留了许多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今已成为导弹研制队伍的骨干力量。 黄纬禄始终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人生格言。人们至今还依然记得黄纬禄的“三个三”—— 在基地三条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出差三条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用公车三不许：自己私人外出不许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 1970年，黄纬禄被调到离家 黄纬禄对家人一样要求严格。他自1965年住进现在的住所，其间有3次机会可以搬进将军楼、部长楼、院士楼，但他坚持不搬，一住就是近半个世纪。 大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当年单位还是部队建制的时候，水电费都不用自己家交，那个时候家里有电熨斗，但父亲从来不允许我们用，直到每家自行交水电费时才允许我们用电熨斗。 2010年，黄纬禄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他仍然坚持每逢客人来访，都会让女儿帮着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恭候。客人走后，女儿立即把他架回房间，这时候他往往已经累得精疲力竭。 2011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希望黄纬禄能为孩子们题写赠言，当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基本没法写字，女儿已经婉言谢绝。黄纬禄知道后，不忍拒绝夏令营老师和孩子们，在女儿帮助下非常艰难地写下赠言——“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满足了师生们的愿望。谁料这竟是这位世纪老人的绝笔！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搞导弹研究。” 黄老走了，带着永恒的笑容。因为：他铸造的导弹武器，已成为国之剑；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剑之魂。 爱国创新的时代先锋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学习黄纬禄同志，首先要学习他忠诚报国的赤子情怀。黄纬禄同志把对祖国的深深挚爱，全部倾注到他所热爱的航天事业，青年时期他怀揣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远涉重洋，孜孜求学。学业有成后，面对友人的挽留，他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到战乱纷争、贫困落后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智慧铸就了我国航天事业和导弹工业的不朽功勋。今天，每位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从黄纬禄身上汲取“祖国利益至上”的爱国热情，始终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想国家利益，担民族大任，忠于职守，忘我工作，为中华崛起奋勇争先，为民族腾飞建功立业。 学习黄纬禄同志，就要学习他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在我国导弹研制起步阶段，面对西方技术封锁和苏联撤走专家的重重困难，黄纬禄和战友们以“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志气”的豪迈气概，攻坚克难、不断探索，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控制系统，实现了第一次用导弹运载核弹头的伟大壮举；他领导和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铸就了“蛟龙”出水、“巨浪”冲天的历史丰碑。今天，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像黄纬禄一样，以“为民族争气”的豪迈气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发扬“严、慎、细、实”工作作风，抓好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攻克瓶颈技术、新领域关键技术以及前沿技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学习黄纬禄同志，就要学习他大力协同的优良作风。黄纬禄同志处处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一贯强调技术民主、集思广益，注重倾听和吸纳不同意见，统筹协调各系统、各专业人员的才智，共同攻克难关。他站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制胜法宝。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面对形态各异的问题和矛盾，各级领导要像黄纬禄同志一样，学会运用系统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弘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作风，激发群体活力，发挥整体优势，加强协作，统筹兼顾，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用科学方法提升系统管理能力和水平。 学习黄纬禄同志，就要学习他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黄纬禄同志始终用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他把品德看得比技术更重要，有贡献而不居功自傲，有条件而不贪图安逸，有权力而不搞特殊化。他把对祖国和民族的大爱融化为爱事业、爱岗位、爱战友、爱奉献，他把民族崛起的使命担当成勇创新、勇担责、勇开拓、勇攀登。他不仅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导弹专家，更是一位爱国创新的时代先锋。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让我们在黄纬禄精神的激励下，坚定信心，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勇士自疆场归来 ——追记“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新华社北京２月９日电（记者王敏）他的生活，原本离我们很远。 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人们享受着生活，似乎没有必要去了解他，认识他，记住他。 他活着时，也从没想过让人们记住他。所在单位宣传干事辗转找他采访时，他总是婉拒，他说成绩不属于他，属于整个团队。 他的一生，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是一介书生，用自己的毕生智慧和心血，矢志报国、忠贞不渝；他更是一位勇士，几十年默默为国铸造“神剑”，守卫和平，护佑家园。 两个半月前，他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场”。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社会各界两千多人来为他送行，人们鞠躬、敬礼，眼噙热泪。长长的吊唁队伍，排头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后来者的接力前行！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有一种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黑白照片，一张照片上，２８岁的他在英国求学，西装革履、英姿勃发、春风得意；另一张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蔼、目光清澈。 逝去的青春，在两张照片间静静流淌。也许在最初的岁月，他并不曾想到，最终会选择将生命和导弹紧紧相连，去担负一个国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责任和希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长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轻的黄纬禄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滚滚而下的长江流水和两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愤难平：泱泱大国被人欺负，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做才能振兴民族，洗净屈辱？ 多年后，黄纬禄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负：寻找一条可以使风雨飘摇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出国深造、科学救国。 １９４７年，从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他，本可以凭借丰厚的待遇留在国外，但他毅然回国。那时，国内内乱频起、民生凋敝。 生我养我的祖国啊，积贫积弱的祖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归国的轮船上，黄纬禄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 回到国内，面对周围伸向自己的橄榄枝，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避世的副教授，他却一次次想起长江客船上的追问，并最终选择投身实业救国，到无线电研究所任职。 人生有太多的“也许”，但在黄纬禄的人生字典里，所有的“也许”都服务一个信念，那就是“祖国利益至上”。 １９５６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黄纬禄听到钱学森关于建议“两弹”为主体的国防体系的报告，内心深处再次触动。他想：新生的中国受欺负，啥时中国人自己有导弹、原子弹，腰杆子就能挺直了！ 随后，国家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和导弹有些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五院，黄纬禄被抽调进入五院二分院，并担任控制系统负责人，从此走上导弹研制之旅。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１９６４年６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在此期间，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定，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研究、探讨……在陌生的领域里，他毫不畏惧。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文革”发生了。 作为技术专家，黄纬禄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念。他在日记本上抄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那时，他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去，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时，就帮着作试验记录，有时把自己看到的、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偷偷计算，再把结果告诉当时有发言权的年轻人。 １９７０年初，黄纬禄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潜）地固体导弹总体部当主任，他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于１９８２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使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他和导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还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为什么他这么爱导弹？ 秘书吕慧英告诉记者，他不只是爱导弹，而是爱航天爱国家。晚年时他一直念叨着要看三件事：奥运会、世博会和两岸和平。 “只要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黄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中国跳水队又得冠军了，兴奋得像个孩子。”吕慧英说。 有一种奉献，默默无闻、无私无畏 永定路，地处北京城的西边，与八宝山仅相距几公里。 黄纬禄从调入二分院的那一刻起，就和战友们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 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导弹飞得稳、打得准全靠它的性能。黄纬禄带领一帮毫无导弹知识的大学生一起搞导弹，一切都从零开始，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 边干边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他鼓励大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上一个台阶就离山顶更近一步。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山顶。” 中国导弹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撤走全部专家，航天人的“徒步攀登”注定只能靠自力更生。 尽管此前成功仿制出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但在此基础上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却遭遇挫折。 发射几秒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然后是发动机起火，２１秒时导弹失控，６９秒后导弹坠毁…… 压力让黄纬禄窒息得难受：导弹控制系统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起飞的一瞬间就失灵了，和发动机起火有没有关系……千头万绪的问题一齐涌来，他的情绪十分低落。 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航天人一直奉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准则，即便长年生活在与科研楼一墙之隔的家属区，家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无所知。面对各种压力，黄纬禄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 晚年时的黄纬禄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东风二号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这么长的时间，结果弄出的这个宝贝，却失败了，大家非常痛心。“但失败也不可悲，往往从失败中取得的教训，比成功取得的经验还要宝贵。更重要的是，学费不能白交！” 发射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昼夜温差大，风吹石头跑”。长达７个多月的严冬让人望而却步，一年中最冷到 有一次他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志们嘱咐他好好休息，可等大家走后他一个人摸黑步行 “黄总，您怎么又来了？不是答应好好睡一觉吗？” “我睡不着，还不如来看看，心里踏实！” “黄总您回去吧，您是不是对我们不放心啊，我们肯定不偷懒。” “来都来了，就让我们一块吧。” 软磨也好，硬泡也好，他就是不回去。试验队另外一位领导无奈地摇头说：“黄总呐，我们可真拿你没办法！” 只要提起工作，天大的困难，他都要克服。 航天科工二院原副院长、黄老的同事王文超回忆，酷暑季节，“巨浪一号”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导弹壳体内温度高达５０多摄氏度，快６０岁的黄纬禄坚持进入壳体，手背还受了伤。 对父亲工作知之甚少的黄道群，至今都记得试验后看到回到北京的父亲：“他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部队参试人员黄莉亚向记者回忆起一件事时，忍不住泪水涟涟。“有一次部队搞了一个训练项目要做鉴定，本来我准备了书面材料交给他，没想到８７岁高龄的他一听说这事特高兴，一定要坚持亲自来现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当时官兵都很激动，很受鼓舞，大家从没想到能请得动这样一位大科学家。”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等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年，他８３岁。获得党和人民的肯定，是莫大的荣耀，但由于工作的保密性，即便是获奖，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有一种责任，一诺千金、一往无前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发展导弹核潜艇已经势在必行，被列为当时国防科研“三抓”工程之一。 如果说液体导弹曾经从苏联得到一些借鉴，固体导弹则没有任何资料和图纸以及仿制品，起点高、技术难度大，加之要重点解决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难题，这对中国导弹研制队伍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一纸调令，黄纬禄从液体导弹研制岗位调任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任主任。他凭借在技术上的影响和个人魅力，组建起了一支固体导弹研制队伍。 ５４岁的他重新开始学习，这次他的老师是他的下属。 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曾任“巨浪一号”副总设计师的侯世明，从黄老调入就一直和他共事，向记者回忆说，当时黄老很刻苦，主动找大家聊天，说自己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他当小学生一样教起，请大家多帮助。 “黄总很谦虚，不论大事小事都很动脑筋，思维很敏捷。”侯世明回忆说，黄总刚去时，院里要开展一次地球旋转对射程影响的计算，当时计算量很大，需要请计算站算参数指标等。他把计算的任务书交给了黄总，按例领导签完字计算站就开始执行任务。黄总看了半天，就问：“这个我也不太懂，但你看这个算一半行不行？”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地球是对称的，计算南纬３５度和北纬３５度是一样的，一下子计算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侯世明说。 黄总常说，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便是领导者，也必须先当学生，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问，问明白以后就懂了。很快，他便成为总体设计的内行。 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 在开展固体导弹正式试验前，我国已经向全世界发布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报告。 然而，头一发导弹发射失利了。 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家心头。问题分析会气氛紧张。 “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黄纬禄挺身而出。大家望着连续几天彻夜无眠、满眼血丝的总设计师，多少委屈烟消云散，眼含热泪埋头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第二发导弹是否打，何时打还要等上级的指示。这时距离国家发布的禁航结束时间不远了，有些同志却还有疑虑。 黄纬禄又迅速回顾了试验各个关键环节，周密思考后，向北京报告：“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之后，北京回答：“我们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当发射按钮按下去，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冲蓝天，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 十分钟之后，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末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使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更直！ 可是成功的背后，是顶着巨大压力的黄纬禄忍耐着巨大病痛的折磨。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十分诧异，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 那一年，６６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减了２２斤。人们说，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导弹上了！ 干导弹事业，总是意味着高风险、高压力。参加“巨浪一号”核潜艇试验的侯世明告诉记者，每次出海试验前，试验队员都到码头列队。当时黄总就把他单独叫出来，连连嘱咐：“现场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在遭受连续失利的重大挫折后，１９８８年，“巨浪一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黄老一到时任院党委书记的王可立面前便喊着“罪臣向你报到！”“当时看到年迈的黄老这样，我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慌忙扶住他，对他说，您哪是罪臣，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啊！”王可立告诉记者，现在想想，黄老当时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责任啊！ 有数据显示，“巨浪一号”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１０９个，３万多人，涉及全国１９个省市、１０个工业部门。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从技术到人员到产品再到时间节点，如果没有精准的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根本无法完成。 一度，大家在会上发生争论，拍桌子大嗓门问题依然解决不了。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结果导致总体上衔接困难。 “科技人员因技术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一方完全有道理，一方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紧要关头，黄纬禄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静静地听完各方意见，要求大家全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相互埋怨、指责。”他说。 黄老所倡导的“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如今已经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金科玉律”，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法宝。 有一种情怀，大爱无言、下自成蹊 干的是国防大事，可对家里，黄纬禄顾不上太多，对妻子、对家人有太多的愧疚。 妻子刘汉菊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留校任教，因配合他的工作转行。平时，她承担了家里全部家务。 ２０００年３月，妻子忍受着肺癌的痛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妻子去世前一天，说自己的脚疼得难受，黄纬禄搬来凳子坐在妻子床前，用双手为妻子搓脚，默默地搓了几个小时，不言不语…… “文革”受牵连的大女儿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距离女儿参加成人高考５０多天，他每晚都要给女儿补习功课。有一阵子在京西宾馆开会，每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回家，给女儿讲上２０分钟，随便扒上几口饭便又匆匆骑车返回宾馆开会。 “父亲对家人的爱是朴实的，他对周围人的爱同样深沉。”黄道群说，有一次父亲听说从前的一个秘书生病了，愣是走过去爬楼去看望秘书，让秘书感动不已。 “文革”时，单位里一个女技术人员怀孕了仍然住在集体宿舍，跑来哭诉，当时黄纬禄已经“靠边站”了，管不了她的事，可是仍然腾出家里的房子，让她住进来。“女同志一家一直住了好几年，直到工作调动才搬出我们家。”女儿说。 他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吕慧英说，作为技术领导，黄老在开会时担心上厕所耽误听大家发言，他会在会议前一个小时就不再喝水。黄老在作会议发言时，秘书不用帮他准备发言稿。“黄老会聚精会神地听会，并结合会上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言，大家听了都心悦诚服。” 晚年时，他的家有时就成了办公室和课堂。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外地的求学人士纷纷前来求教…… “每次有人来，虽然父亲身体很虚弱，他都会让我们提前帮他穿戴整齐，他一定要以最好的姿态接待客人。”黄道群告诉记者，“去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的师生前来拜访。当时父亲视力很差，手也抖得厉害，在我的帮助下，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的寄语，这也成了父亲最后的绝笔。” 让他牵挂最多的还是导弹事业。每有重大试验或关键节点，黄纬禄还常常亲临一线，甚至远赴试验基地，现场指导。同时，黄老一直关心航天事业发展，积极参与载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论证，献计献策，发挥余力。 “黄老密切关注型号发展，他是想知道的多，想了解的多。如果听到顺利，他打心眼里高兴。如果遇到不顺利，他就会动脑筋，绞尽脑汁帮大家出主意。”侯世明说。 黄老逝世前几个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前往探望，病床上的黄老了解到导弹的最新研制成果，连连说：“你们干得比我好！希望在你们身上！”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３日，他永远闭上了双眼。 这一天，茫茫戈壁、万里海疆等不来勇士的再次造访。 然而，勇士自疆场归来，步伐稳健而坚定，笑容安详而温情。在勇士战斗过的地方，无论是狂风走沙、条件艰苦的试验基地，还是灯火通明、刻苦钻研的科研场所，神剑静静伫立，红旗久久飘扬！ 勇士归来，千万将士止戈沙场，亿万百姓共享太平！ 新华时评：向“导弹老总”学什么 2012-2-9 17:19:00 来源：新华社 作者：王敏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导弹老总”。他不仅是中华“神剑”的杰出铸造者，更是航天精神的积极践行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爱国、创新、协同、奉献的精神品质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令人感怀，更值得学习。 青年时期，黄纬禄怀揣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远涉重洋求学。学业有成后，他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到贫困落后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智慧铸就了我国航天事业和导弹工业的不朽功勋。今天，每位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从黄纬禄身上汲取“祖国利益至上”的爱国热情，始终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华崛起奋勇争先，为民族腾飞建功立业。 黄纬禄的一生，攻坚克难、不断探索创新，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控制系统，实现了第一次用导弹运载核弹头的伟大壮举；他领导和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铸就了“蛟龙”出水、“巨浪”冲天的历史丰碑。今天，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像黄纬禄一样以“为民族争气”的豪迈气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发扬“严、慎、细、实”工作作风，努力攻克瓶颈技术、新领域关键技术以及前沿技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黄纬禄在技术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后，一贯强调技术民主、集思广益，注重倾听和吸纳不同意见，统筹协调各系统、各专业人员的才智。他提出的“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已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制胜法宝。今天，广大管理工作者要像黄纬禄一样，学会运用系统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弘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作风，激发群体活力，发挥整体优势，加强协作，统筹兼顾，群策群力，用科学方法提升系统管理能力和水平。 黄纬禄的一生，始终用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求名利、不图回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贡献而不居功自傲，有条件而不贪图安逸，有权力而不搞特殊化。今天，每一位共产党员要像黄纬禄一样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在本职岗位上奋力工作、默默奉献、献身事业、报效祖国。 “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一点贡献” 不枉一生 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历程中，无数功臣，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默默奉献了一辈子。今天的时代先锋，我们来认识一位已经逝去的老人：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北京永定路的一个小楼里，是黄纬禄生前的家。墙上的挂钟记录着时间的流逝，而关于黄老的故事，却记录进了历史。 1960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二号发射成功；1966年，首次原子弹、导弹两弹合一试射圆满完成。 这些成就让世界不敢再轻视年轻的新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成就背后，有一个名字功不可没，那就是：时任导弹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的黄纬禄。 作为40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高技术人才，黄纬禄很清楚：祖国仍然面临着核威胁。因为这些都是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我国急需一种更先进的固体战略导弹。 于是黄纬禄和同事们一起，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固体战略导弹研究，但很快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学术权威黄纬禄"靠边站"了。 靠边站，仍然坚守着对导弹事业的热爱。1970年，黄纬禄终于迎来事业上的又一个春天：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可以说这是一次"临危受命"，因为固体导弹的研制实在太难了：它和之前的液体导弹完全是不同的技术途径。 白手起家，自主突破，黄纬禄统筹全国100多家参研单位，一埋头就是十几年的科研攻关。1982年，潜地固体导弹终于进入了试验发射阶段，检验成果的时刻来了，但是第一次实射，却失败了！ 经过六天煎熬，终于查明了失败的原因并采取了措施，但第二发导弹打不打？什么时候打？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这时候，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镇定地做出了决定：可以发射！ 巨浪一号潜地导弹的成功，使中国具有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使我国在世界上做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有了足够的底气！ 黄老的一生，和我国的巨浪、东风、长征等系列的10个重大型号的导弹及火箭研制紧密相连。而他也在统筹协调中，为我国大型复杂系统工程管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协作原则。 到了晚年，黄纬禄开始写作，把他毕生的研究给年轻人留下重要的学习参考。 在他90岁的时候，《弹道导弹总体与控制入门》出版。2011年11月，在即将迎来95岁生日的时候，黄老离开了大家。 老人走得很安详，因为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早就有了这样的总结。 本台短评 留学归来研发导弹，身处逆境不离导弹，90多岁高龄还在牵挂导弹。中国之所以能在那么薄的家底子上创造那么多国防科技奇迹，就是因为有一批黄纬禄这样一生胸无杂念、舍了身家性命也要干出名堂的科学家和开拓者。科技创新需要高智商，更需要这种个人得失抛在脑后、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坚定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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