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大师和伟大作品，总会被时间检阅出来的吗？

伟大艺术家在世界冷眼中贫寒度日，然后一朝成名天下知：这是励志故事的惯用套路，常拿来感慨世界的盲目、大师的孤独，以及无数死后成名的传奇。伟大人物会如何遭遇不理解，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说得淋漓尽致。但世界总是默认这么个等式：“哪怕寂寞身后事，总有千秋万岁名”。这是许多殉道者的理想，传说布鲁诺被施火刑前就吼过，“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

许多的纪录和传奇，都乐观的告诉你：许多伟人都是如此，寂寞身后事，但是千秋万岁名。仿佛世上有一条史诗般的流水线，会带不朽的灵魂们——哪怕生前默默无名——托寄到下一个、两个世纪，然后辉煌灿烂。到那时，他们所受过的苦难，都会得到报偿的……

马克斯·布罗德是最有名的例子：他接受了卡夫卡“不要保留任何作品，全部焚毁”的遗嘱，然后背叛了它；他竭尽全力推广卡夫卡，使他那些本该焚毁的作品跨入不朽的行列，而且可以安全的说，20世纪文学的轨迹因为布罗德的这次背叛而转了一大道——比如说吧，如果没有卡夫卡《变形记》的问世，马尔克斯就没法在阁楼上读到这个让他“明白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名篇，可能直接影响到1982年他是否能领取诺奖，然后，世界上必然会少许多以“XX年后，YY将会……”开头的小说……好吧，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换个角度想想。

现在的教科书大多数一副先知模样，好像卡夫卡生前声名寂寂，而死后成为划时代传奇，是因为世界终于透过时间的尘埃，看见了他那些伟大小说里的幽暗光芒。但仅仅想像下：如果马克斯·布罗德没背叛卡夫卡的遗嘱——烧掉所有的作品——或是没有如我们所知，不遗余力的宣传卡夫卡，很可能，卡夫卡现在还只是一个已故的布拉格无名作家，作品在老旧的图书馆里积灰，偶尔有些文学爱好者，在三五人的小酒会上，絮絮谈论他的作品。

这个模式，听来无趣又残忍。但事实是，许多伟大的作品，最初只在小圈子里传递。要到达大众认可的众神舞台，不一定是“这个作品本身够牛，能够穿越时间，让大家不得不承认这玩意太无敌了”，还得靠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名人，比如争论。

比如，1830年代之前那漫长的半世纪，大多数欧洲人对巴赫的了解，要么没听过，听过的当他是个已故管风琴师，再熟一点的会说这人很勤劳，一星期能出25到30分钟的曲子，还亲自抄总谱，真勤奋啊……虽然贝多芬、海顿、莫扎特们会对他谈论与赞美，但世界不会觉得他比泰勒曼伟大得多——当初，泰勒曼拒绝去当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乐长时，当局才一声叹息“算了，那就请巴赫吧！”——如是，巴赫从大师们的私人崇拜神龛里，跳到众神的地位，和1829年门德尔松那次传奇的指挥出演《马太受难曲》，大有关系。《公民凯恩》1941年在美国公映，1949年被理查德·格里菲斯认为低劣。结果这电影在欧洲反而大红，巴赞还和萨特为这电影吵了一架。到50年代中期，这电影靠电视台重播老电影重新进入美国人视野；1961年博格达诺维奇开始研究奥逊·威尔斯及其电影，1962年，这电影才真正走上神坛，期间波折无数，而且距离首次公映，已有21年。

随你信不信，钟嵘《诗品》里，陶渊明还被当个中不溜秋的人物；自唐至宋，李白好酒，孟浩然好归隐，慢慢把他老人家挖掘出来，于是地位渐次升腾；到宋朝，王安石说他“晋宋之间，一个而已”，王安石后，左有黄庭坚，右有苏东坡，把陶渊明引为千载之士、万代第一，加上南宋清客隐士多，纷纷拜其为祖师，至此地位。方才封神。如此这般，伟大名字间的惺惺相惜，才是那些沉没星辰重新升起的动力。简·汤普金写到，19世纪的评论家“完全无视霍桑作品中那些被二十世纪评论家所珍视的特质：他复杂的意象、心理学的深度、道德的敏锐感和叙事的密度。”

随你信不信，20世纪60年代之前，夏洛蒂·勃朗特比爱米莉·勃朗特有名许多。这姐妹俩，前者活得长，作品多，而且如果阴暗揣测的话，《简·爱》完美激发无数文艺女青年的代入情绪，所以夏洛蒂像是校园啦啦队长，埃米莉则像戴眼镜书呆子。要到里维斯和康普顿两位评论家大事张扬，说《呼啸山庄》是第一流小说，姐妹俩才慢慢被推到并驾齐驱。

1912年，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的前三部交给出版商时，遭遇了一片拨浪鼓似的摇头。伟大的纪德——距离他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还有35年——拒绝推荐出版这本小说，换句话说，就是连现在随便谁都肯来抹两笔的腰封都不高兴折腾。。阿尔弗雷德·安布罗代表所有出版商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开头三十页都在说自己睡不着觉？”——所以小说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1913年出版，是普鲁斯特自掏腰包。之后的转折点是：雅克·里维埃尔先生大力推荐，引发热烈评论；纪德展示风度的道歉。1919年，第二部《在少女身旁》出版后拿到龚古尔奖，形势才完全逆转——当然，当届龚古尔得奖前后另有许多争议风波公案，那是另一回事了。

50年代初，纳博科夫边在美国教书，边乘假期间隙完成了《洛丽塔》——用他自己的说法，与妻子薇拉出门捕蝴蝶的雨夜，他就在车里写小说——但在出版上遭遇了难题。维京公司拒绝了。《纽约客》拒绝了。连续被四家出版方拒绝后，纳博科夫只好往欧洲大陆找门路。1954年，法国的奥林匹亚公司过来接了手——顺便说句，奥林匹亚公司当时老板的爹，出版过亨利·米勒那些玩意，美国人相信奥林匹亚公司老出色情小说来着。1955年9月《洛丽塔》在欧洲出版，然后就是1956年初的事情：英国卓越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高登打上了擂台。前者认为《洛丽塔》是神作，后者认为《洛丽塔》是毫无节制的色情书。在争吵、谩骂、美国市场拒绝这本书的传说、走私一本《洛丽塔》要20美元等推波助澜之下，《洛丽塔》莫名其妙的，或者说，神奇的，成为了畅销书。纳博科夫终于可以放弃大学教书，放心捉蝴蝶了。当然，这里有命运玩笑的成分：20世纪30年代，他在欧洲写了如此之多的好小说，可是老被人误解。写个《斩首的邀请》，人说他抄卡夫卡；写个《天赋》，人说他对俄罗斯前辈不敬。虽然得了“侨民里的托尔斯泰”之名，就是不畅销；偏是去了美国了，在大学里开四门课，甚至教网球谋生了，才在欧洲成名；而且此后，他这样高傲、博学、严肃的小说家，却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洛丽塔》是本严肃的小说，而非色情读物；他更信赖自己的俄语写作，而不是英语写作，等等，等等。所以我老怀疑纳博科夫后期那些藐视读者智商的小说，都这么来的：“我写得好时你们不管，等我成名了才来读我！哼！！”

但问题是，你不太能指望总是遇见马克斯·布罗德，遇见门德尔松，遇见里维埃尔和纪德，遇见格雷厄姆·格林，遇见王安石、苏轼、里维斯和康普顿。因为伟大人物们，不一定是传记作者评估师，许多话头实在很看心情。瓦格纳曾经为贝多芬鸣不平，说贝多芬晚年时，维也纳人居然集体喜欢罗西尼那甜滋滋的意大利旋律，真是没品位——但按照他老人家的作风，此举大可能是指桑骂槐，抨击意大利那些歌剧家的；又比如，他说布鲁克纳是唯一可与贝多芬媲美的交响曲作者——问题是，当时瓦格纳正和勃拉姆斯双雄并立。这种无视“勃拉姆斯是贝多芬真传人”的评论，直夸布鲁克纳，瓦格纳的目的，怕也纯粹不到哪去。

这就是事实：对许多大器晚成甚至死后成名的人物来说，成名甚至都不是那么顺理成章。你可以想像，有多少布罗德这样的人，真的听了话，把伟大作品烧了（顺便：果戈理也烧过《死魂灵》）；有多少还不如普鲁斯特有钱的小说家，没法自费出版；有多少伟大作品，得不到格林和高登来吵一架提高名声；有多少不朽的小说，没遇到给DH劳伦斯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奥里奥利那类出版商，只好在作者案头死去。这些故事残忍但是真实：

伟大作品，并不一定能被时间检阅出来。许多时候，得依靠各类巧妙机缘，才能得见天日。而更多的不幸作品，只能被埋没在时间尘埃里，而已。

最黑色幽默的是，有许多声名，前后是要倒过来的。比如，胡安·卢尔福《佩德罗·巴勒莫》影响一整代拉美人，包括刚去墨西哥那段的马尔克斯，而如今推销这书，反而要靠马尔克斯的诚意推荐和腰封絮语；但你不能太高估大师们的影响力：在阅读日益轻化的时代，这套“大师们不断歌颂”的成名路径，快要不灵了。比如说，两年前，我曾经看到过这么本书的封面宣传词：“刘翔的减压书；法国版《越狱》”——书名？《基督山伯爵》。

就像一个棒球迷曾经跟我开的玩笑：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会说：“玛丽莲·梦露？啊，就是迪马吉奥——20世纪最牛的棒球手之一，如果你读过《老人与海》，会注意到老头子频频提到他的名字——他老婆啊？”而到了21世纪的中国，你得试图这么让人接受：“你不知道迪马吉奥啊？他就是玛丽莲·梦露的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