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昌论教育》出版座谈会7月18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以及教育部部长周济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何东昌先生是抗战时期我校西迁四川合川（当时名为国立二中）时的校友，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工程物理系系主任、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从1982年起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何东昌论教育》一书，收录了何东昌先生自1980年6月至2008年11月间的代表性教育著述，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访谈录等62篇，内容涉及教育基本理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工作思路等，涵盖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

　　这些著述许多都是首次公开发表。该书全景式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陈至立首先对《何东昌论教育》一书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祝贺。她指出，这部著作展现了何东昌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30年的岁月里，不断探索、总结、思考所取得的教育思想理论成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好教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特点鲜明，论述内容范围广，实践性强，反映了何东昌同志的真知灼见，给人以多方面的深刻启迪，鲜明地回答了教育工作始终要面对的两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一是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好教育？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陈至立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究竟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好这样的教育，这是何东昌同志反复思考的问题。这部著作强调，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路子，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应是独立自主的，应是一个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体系。对于怎样办好教育，何东昌同志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一是立足国情，发展教育事业；二是我国教育既要承担起普及的责任，又要完成好提高的任务；三是遵循教育规律，强调加强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四是始终强调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

　　陈至立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何东昌同志一贯强调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规格、数量。在育人途径上，要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基本原则；在育人观上，主张德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在解决人才培养的难点上，要解决应试教育问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彭珮云说，何东昌同志是一位有远见、有谋略、有深刻思想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全国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理解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大的方针政策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周济代表教育部向何东昌同志表示深深敬意。他高度评价了何东昌同志长期以来在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所进行的宏观思考和实践创新。他说，改革开放30年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包括何东昌同志在内的一大批著名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借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促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汪家镠，原国家教委、教育部的老领导滕藤、张孝文、王明达、邹时炎、张天保、朱新均、郝克明和教育部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离退休老同志出席了座谈会。

　　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老同志们对《何东昌论教育》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围绕何东昌的教育思想各抒己见。86岁的何东昌同志最后发言。他对于大家的真知灼见表示深受启发。他说，《何东昌论教育》所收录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教育思想成果，还有在多年从事党的教育工作过程中与领导、同事们共同积累的经验和思考。如果这些内容能够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将是他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幸福。  

《何东昌论教育》目录

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1980年6月6日）

工科院校要重视工程实践训练（1982年8月18日）

高等学校的领导者要有远见（1982年10月19日）

当前中国教育的重心要往下放（1982年12月28日）

改革高等教育要走自己的路（1983年3月9日）

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高等教育（1986年1月17日）

成人教育要有自己的特色（1986年2月1日）

教育要上去师资是关键（1986年3月25日）

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类型 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1986年5月26日）

大力发展函授教育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1986年6月16日）

衡量高层次人才全面素质高低的最重要标准是社会实践能力（1986年8月16日）

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1986年8月25日）

教材水平最终要以学生学习之后表现出来的基本素质来衡量（1986年9月22日）

自学考试是贯彻宪法“鼓励自学成才”精神的成功制度（1986年10月7日）

高校党委要管方向、管理论、管道路（1986年11月10日）

高等教育要转人正常发展 改革要明确目标、有序进行（1986年11月28日）

继续教育要强调水平而不要强调文凭（1987年4月17日）

结合时代特点面向现代化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987年5月13日）

从基础抓起提高民族教育的质量（1987年7月20日）

农村教育办学方向要转变（1987年9月4日）

根据藏族地区社会环境特点办好教育（1987年9月10日）

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要紧密结合社会实践（1987年11月29日）

农村教育应当主要为当地建设服务（1987年12月14日）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会对留学人员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1990年5月30日）

高层次人才培养应主要立足国内（1990年6月25日）

发挥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势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0年7月3日）

高等教育大发展后要抓调整结构更要狠抓提高质量（1990年7月25日）

发展高等理科教育引导企业懂得和善于使用理科人才（1990年7月27日）

农林高校要当好教育为农林业现代化服务的龙头（1991年2月5日）

文科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1年4月22日）

根据社会需要改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91年5月4日）

根据90年代教育的起点和任务思考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1991年10月31日）

……

后记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何东昌论教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新中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之际，《何东昌论教育》出版，这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有着特别而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东昌同志作为老一辈著名教育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包括东昌同志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何东昌论教育》一书是东昌同志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厚礼，也是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宝贵的理论财富和精神食粮。在此，我谨代表教育部，向该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向东昌同志为我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东昌同志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出任教育部长的，他任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职务10年，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倾注全力，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一直特别关心教育事业。《何东昌论教育》一书概括地反映了东昌同志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的巨大努力，饱含着他对教育事业的深情和追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成果，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教育著作。 本书全面反映、重点体现和系统展示了东昌同志的教育思想。

　　第一，东昌同志对“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好这样的教育”的根本问题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本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献身人民教育要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整体考察教育的功能，正确看待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要从整个社会系统来把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孤立地就教育论教育；要着眼于从改革开放的全局来制定教育发展目标。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他认为，只有高度重视教育的战略地位，大力发展教育，才能将过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他认为，教育要发展，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扫除一切体制性障碍，走改革创新之路。东昌同志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和贯彻落实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强调，教育改革既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要深入探讨现实矛盾和问题，还要面向未来，正确处理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更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

　　第二，东昌同志高度重视素质教育，十分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质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要问题，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东昌同志在长期实践中深刻地研究和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他提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他要求学校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核心内容。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要正确处理德、智、体、美、劳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不能忽视体育和美育，要从民族未来素质的高度关心学生健康，把体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重点和重要突破口。

　　第三，东昌同志十分强调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东昌同志指出，中国教育的重心要下移。基础教育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大力普及义务教育。东昌同志组织领导了《义务教育法》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为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两基”奋斗目标奠定了基础。东昌同志十分重视农村教育，他强调，研究中国的教育必须高度重视研究农村的教育，要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实用技术培训，为当地建设服务；要调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努力实现中央确定的一比一的目标。东昌同志主张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校的领导要有远见，高校党委要管方向、管理论、管道路；要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东昌同志非常重视各级各类教育的办学质量，明确提出要狠抓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此，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重视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他强调，教材改革关系着数以亿计青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要建立健全教材编写出版的专业队和国家队，加强教材规划和审定工作，提高教材质量。

　　同志们，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不懈奋斗，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新目标迈进。我国正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科学谋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我国教育的宏伟蓝图。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包括东昌同志教育思想在内的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研究当前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工作，锐意进取，为促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19日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滕藤

　　刚才听了几位领导同志对《何东昌论教育》这本书内容的评价，高度地肯定了东昌同志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很赞同大家的意见，这方面我不再做什么补充，只说一点感想。由于中央领导和现在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将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这件事我觉得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次征求意见活动反应之热烈，前所未见。网络、报刊、杂志几万条、几十万条意见，怎么整理归纳这些意见？每个人都受过教育，有自己的感性认识，即使是孩子都可以发表意见，可以讲出自己的看法。怎么梳理这些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看了东昌同志的书，第一个感觉是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及时出版了这本书。仔细看看内容，应该说对当前教育的主要问题都有论述。东昌同志有一个特点我很钦佩，他写东西或者在正式场合讲话，都是非常全面、严谨的，用词一丝不苟。书里很多内容提供了解决当前某些教育问题的思路，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回想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时候，蒋南翔同志讲过一个观点，叫做“三阶段”“两点论”，把解放前的教育工作，解放后的教育工作，1958年以后我们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实践，作为“三个阶段”。对于“三个阶段”都用“两点论”，既有应该肯定的部分，也有应当改进的部分，这个分析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非常科学的。在此，我想套用一下这个理论分析当前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从1978年以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应该可以把它当作第四阶段，也可以考虑用“两点论”来分析。成绩是巨大的，我想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文革”后我们的教育逐步发展到现在，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能够崛起，能够逐步强大，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要不然中国的崛起无从谈起。我们的青年一代也很可爱，现在青年人在网上表露出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人很受感动。教育工作中，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到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是不是有不足呢？我认为也有，我觉得归根结底的一点是，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具体政策措施和做法，与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指导思想出现某些脱节。

　　《何东昌论教育》的书中讲了党的教育方针，讲了教育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要培养能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合格人才。这个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书中讲得很清楚，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东昌同志书里提的广义一点是推动教育与进步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应该说，这一点我们讲得很多，文章和文件里写得也都正确，但在实践中受到影响。我对两个问题感触比较深，一是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向西方学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这一点我们在实践中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西方的科技和教育搞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他们比我们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西方的教育有些并不完全适合我们。比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不行的，但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我们每所大学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能够达到世界一流？不是这样的。因此，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你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教育中的确有很多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他们的研究生培养是先进的，但是不等于他们的教育全局就是先进的。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讲了一个意见，美国的教育要改革，要不改革的话，在工程和科学上面将没有竞争力，而且这方面确实是美国教育的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方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

　　再讲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就要相应地提出哪些学校、哪个层次的学校应该努力办成世界一流？是不是“211”大学都要办成世界一流？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总得有个标准吧，不能说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就是我们的目标模式。其实，美国的大学也是各种各样的。加州理工大学能说不是一流大学吗，钱学森就是那里培养出来的，但是这所大学并不是什么学科都好。法国的综合型大学、英国的经济学院不能说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他们却在世界大学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不然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大学盲目去追求，从而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比如本科教育质量是不是大学重要的衡量目标，这些问题都要讲清楚。

　　还有一点，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问题。这方面东昌同志讲得很早。但是，在实践中推进素质教育总是很困难。应当说，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乃至中考制度下，学生的德、智、体很难全面发展，也很难做到培养创新人才，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能改变，是可以改变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考试，但对考试有必要进行改革，要多元一点，放宽一点，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想，借《何东昌论教育》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们能够思考教育改革的方向，真正落实中央有关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这样一定会有利于教育的科学发展。

　　我就说这几句话，很对不起，我的眼睛不好，很难写成正式的东西，只能讲一点感想，谢谢大家！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19日

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正确办学方向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张孝文

　　 《何东昌论教育》一书收录了东昌同志从1980年6月至2008年11月有代表性的教育著述60余篇。重点的内容是他在主持国家教育行政领导部门时期，针对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组织和带领我国各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涉及教育基本理论、兴办各级各类教育和做好学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包括一部分他从领导一线退下来，仍然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中国高教学会等担负领导工作和后来他对有关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全书内容丰富，思路清晰，对我们参与和见证过这一段历史的同志来说感到格外亲切，读到一些过去接触过的篇章更在认识上有“温故而知新”的提高和感受。值得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同志，特别是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学校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和研究，一定会使读者得到很多启发，受益匪浅。

　　上世纪80年代初，东昌同志开始主持教育部工作，正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后，我国教育事业初步得到了恢复，开始进入调整结构和规划发展布局，确定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任务繁重，社会上对教育的期望及改革的方向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从《何东昌论教育》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明确指出应该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总体指导下，制定和组织我国国民教育四大部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总体框架结构，确定教育总体和各部分改革的内容和方向。提出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发展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水平相适应；规模和层次结构应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各方面人才的不同需求。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他提出“当前中国教育的重心要往下放”，并指出：“农村教育是大头，中国的教育如果不考虑八亿农民，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特色。”他一方面要求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很大的一件事”来抓；同时大力推动才起步的学位制度的施行，要求“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多种规格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实施在20世纪末“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立足于国内”的战略目标。这一系列的工作部署和指导思想，为我国教育今后的发展和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小平同志直接关心和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一系列的重大决策是在那时制定的。集中反映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东昌同志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贯彻和落实中央方针的领导工作实践中体现和形成的。

　　全书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把“坚决贯彻和落实国家所制定的教育方针”作为指导教育事业一切工作的最高准则，作为检验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是否成功的最重要依据，也是评价学校工作好或不好的最根本的标准。

　　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何东昌论教育》一书中对教育的本质有深刻的论述，这些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包括像八九风波这样严重教训基础上的深刻思考。他反复告诫我们，教育方针是在教育为什么服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这些历来就是教育根本问题上，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方针的阐述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基本内容有个历史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在解决有针对性的问题时，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可能在表述和强调的重点也有一些不同，但核心内容和思想是一致的。《何东昌论教育》一书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东昌同志对教育方针的深入理解和生动而具体的解释，更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在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制定和确定各类各级教育的任务、方针政策、实施措施以及处理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

　　《何东昌论教育》的出版，为全国教育工作者贡献了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将帮助我们进一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19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秉林

　　今天，《何东昌论教育》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对这本著作的编辑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向投身教育事业几十年的东昌同志，以及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东昌同志是清华师生十分熟悉的老学长、老领导。他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初期就曾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南翔同志主持清华工作期间，他任校党委副书记，协助领导学校的多方面工作；“文革”中，他受到错误批判；刘达同志到校工作后，他得到平反并出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为清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后，他调任教育部领导职务，但仍然十分关心并亲自指导清华的工作。东昌同志一直住在清华园内，学校的干部、教师遇到什么困惑、问题，都喜欢到他家中汇报、请教，他的精辟论述和深刻思想，使我们受益匪浅。

　　东昌同志也是我本人十分敬重的师长和前辈。1965年我到清华工程物理系读书时，他兼任我们的系主任；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受命主管清华教改，贯彻周恩来总理批判极“左”思潮、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主持开办了4个研究班，我又进入了其中的固体物理研究班学习；后来我在许多工作中，特别是到学校工作后，更是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和帮助。因此，读到《何东昌论教育》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感到非常亲切。

　　下面，我想结合清华的实际，谈几点学习东昌同志著述的初步体会和感受：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教育的重要性，致力提高办学质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东昌同志领导教育工作几十年，但他从不“就教育论教育”、“为教育而教育”，而是站在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高度，从世界科技、人才及综合国力竞争的角度，认识教育的战略地位，思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高等教育而言，东昌同志在1986年就提出，现在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快，今后的任务，一个是提高，一个是要继续调整结构、层次。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清华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调整学科布局、提高办学质量，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逐步明晰了发展战略。2003年，东昌同志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一流大学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并讲话指出，“要进一步认识现阶段提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重要性。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学校的荣誉，它影响整个全局。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增强国际竞争力，来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办好这件事对国防，对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等各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清华大学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等各方面工作，近年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差距逐步缩小。比如，与美国大学联合会（AAU）所属高校相比，在许多主要办学指标上，清华已高于AAU的平均水平；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相比，我们在SCI论文发表篇数、教师中博士的比例、科研总经费等指标上与MIT已非常接近。据国际“基本科学指标”（ESI）数据库发布，我校材料科学等5个学科的论文数，已进入了世界前1％的行列。再过两年，清华将迎来百年华诞，全校师生正在不懈努力，向着百年校庆时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二、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以我们培养的人才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作为评判教育改革成败的标准。

　　在1983年所作的《改革高等教育要走自己的路》这篇讲话中，东昌同志开篇指出：“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非改革不可。”并对教育改革的五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此后他又强调，“教育思想、内容、方法要改革，教育体制也要改革”；1990年，他又提出能否用“坚持方向、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条件、提高质量”，来概括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教育改革的深入思考。

　　事实上，东昌同志“文革”前曾兼任清华教务处处长，改革开放后也亲自领导、主持了许多具体的教改工作。这本书的开篇之作《重视大学教育多办大学文科》，就反映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清华大力倡导调整学科结构、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的深思熟虑。此外，他还提出，“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要重视人才培养的途径”；他历来强调工科“要重视工程实践训练”，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学生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他一贯倡导因材施教，提出“要注意培养拔尖人才”，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有创造精神，有实事求是的献身精神，这是各门课程的任务”，而“创造性首先要表现在能独立地提出问题”；他强调“教育改革要有个检验标准”，“就是看我们培养出去的人才在社会实践里的表现”……多年来，清华大学逐步明确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定位，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实践教育，推出新生研讨课、实验室探究课、学生研究训练计划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做到“厚基础、重实践、求创新”，并强化就业引导，致力培养国家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造就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东昌同志指出：“作为领导者（包括校、系），要‘爱才如命’。这里说的‘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才。没有这一条，当不好领导者。”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正如东昌同志所说，“又不是大家在实践中都明确了”的问题。特别是在高校各项任务越来越繁重、大学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必须反复强调，“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这是任何时候都要抓住不放的”。多年来，清华大学总结历史经验，梳理形成了“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项职能”的新时期办学理念，就是始终坚持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努力使学校成为“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履行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三项职能。这一办学理念，是在东昌同志过去总结的“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个结合”办学方针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培养人才、办好学校，关键在于师资和干部队伍。在东昌同志的这本书中，不仅有《教育要上去师资是关键》这样的重要讲话，而且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阐述队伍建设的问题，要求“朝着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学科齐全的、合格的师资队伍这个方向前进”。长期以来，我校按照培养和引进并重的方针，重视优秀师资特别是青年教师及管理骨干队伍的建设，得到了东昌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他曾关切地询问、了解我校引进的学术骨干的情况，还曾亲自为我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做了十余次系列讲座。

　　东昌同志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他还提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他强调要“优化育人环境”，形成优良的校风、学风。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浮躁之风日甚，教育界也频频出现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等事件，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切实加强对广大师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包括学术道德教育，努力形成“诚信为人、严谨为学”的良好风气。

　　东昌同志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签：“献身人民教育，要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把自己的智慧与心血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东昌同志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向他学习，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坚持正确方向，勇于改革创新，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