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江明院士，60余年教学、科研生涯中屡获嘉奖。本期，这位“85后”院士将为大家首“秀”其十分钟爱的“人生第一奖”—1951年扬州中学“抗美援朝演说竞赛”第一名，为大家讲述属于那个火热年代的，那份独有的纯洁而率真的人生经历，那张73年前的奖状，还有那份至今仍留有余香的奖励—与父亲同桌分享5分钱一包的“大包”花生米。

桑榆恰是叙旧时之四

人生第一奖   江明

我做了一辈子科研，得到过几项奖励，有化学会的，有上海市的，有教育部的，直至国家级的。其后，在撰写项目申请书，课题总结报告，以及自己所在系和重点实验室的各类成果汇报等等文件时，按要求总是要把这些奖项一一列上。重复了太多太多次，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显摆”得太过了。然而，我自己十分得意的 “人生第一奖”，却从来没有一次“秀”的机会。最近整理个人资料，惊喜地发现了这张73年前的奖状，有了最直接的证据，我可以借《旦苑晨钟》平台讲讲这个故事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那真是“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社会各界都在捐钱献物购买飞机大炮。那时我12岁，正在江苏省扬州中学念初中二年级。学校里也是热火朝天，我们同学们一起上街去贴标语、画宣传画、演活报剧。学校还有一项不那么热闹但对我影响深远的活动，那就是“抗美援朝演说竞赛”。

那时我虽已是初中生，由于读书早，基本上还是个小顽童。回想起来整个初中时期，我在家都不必做作业的。我既没有争取班级前几名的奢望，也没有不及格的危机，稳居中游而自得。当然，和同学们嬉戏打闹是经常的，但我有明确的“底线”，从不打架，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取胜的希望。所以老师也从未“约谈”过我爸妈。故而父母对我很放心，很少过问督促。由于学习轻松，对诸如上街宣传捐献飞机大炮这类活动，我可谓充满热情。学校组织的抗美援朝演讲比赛，我自然当仁不让。这个比赛规模很大，要求突出群众性，故要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比赛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在班级的学习小组进行，小组里的每个同学都要演讲，讲完了同学举手推选出小组的第一名，代表学习小组在班级进行第二轮比赛；然后全班同学举手投票推选班级第一名，代表班级到学校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我对这个活动很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上课时常常举手发言，觉得自己“会说”，想表现一番。于是我认真写稿，也自导自演地独自“彩排”了几次。结果我在第一和第二轮比赛表现不俗，顺利晋级，要代表班级参加决赛了。

我记得当时一个年级有八个班级，故全校初中部三个年级有二十四位同学参加全校的决赛。决赛是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树人堂（图1）内举行的。树人堂是扬州中学这所名校里的标志性建筑。她的正面是一幢5层楼的楼房，正对着校门，是当时扬州城的最高建筑。从校门进来沿着一条林荫大道就可以直接进入树人堂正门，穿过前厅就是一个可以容纳千人左右的大礼堂，这是家乡当时最大的会场之一。决赛那天，初中部全体师生聚集在大礼堂，几位比赛评委都是学校的老师，坐在第一排。我因为前两轮过关非常顺利，同时也没有“志在必得”的雄心，所以轻松上场。第一次登上面对千余听众的讲台，竟然完全不怯场，讲得从容流利。待全部参赛同学讲完，评委很快就打分并当场宣布了结果：“第一名，江明……”哇，我竟然得了第一名！听到这个结果，我当时就懵了，后面哪个同学得了第二名，第三名，完全没有听到。得第一名是我原来完全没想到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存在“短板”：演讲比赛要求用普通话，而我的普通话没有经过任何老师训练过，所以讲得比较差。（说来可笑，离开家乡近70年了，至今n和l还是分不清）。但这竟然没有妨碍我取得高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个年代我们的老师多数都还是讲家乡话上课的，普通话讲得不见得比我好。猜想他们在评分时自然会有意无意地降低这项要求。

后来我想想能够得第一名也不完全是碰运气，可能还是演讲稿写得比较好。我从小就有读报的习惯，读小学时，家里订有《申报》，我似懂非懂地看。后来到了中学念书，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经过邮电局门口的报亭，我总会在那里停下来，读报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有了这样的积累，要准备一个抗美援朝的演讲稿件就不觉得困难了。主要讲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以及我们青少年应该做些什么贡献等等。稿子写得比较流畅，而且富有感情，我想这可能是打动评委的一个关键。 

图4. 江树峰先生为我父亲江轸光80寿辰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