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按家庭住址所处地段，我侥幸进名闻遐迩的扬州中学读书。初中读了二年半，高中又读了二年半，1974年毕业，待业一年以后分在一个小菜场工作。

1976年，我被借调到了扬州中学。为了缓解教师紧缺的矛盾，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高中生，以“工人教师”身份回到了母校。

生活，在我面前铺展开全新的景象，我对未来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期待和遐想。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原来的单位了。回到母校面对老师们，兴奋之余，我更是揣着十二万分的忐忑。高一时的班主任王家槐老师和高二时的班主任刘金海老师，对曾经的学生回校教书颇为高兴。王老师热情而直率，向学校建议后拉我进了他所在的数学教研组。

扬中数学组人才济济，可谓神一般的存在。可我毕竟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如何教那些只比我小六七岁的初一学生？初一年级组长是归国华侨兰万隆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兰老师会叫我“老彭”，他这是要我迅速体认自己的教师身份。我的教学工作，是从模仿开始的。每天去听初中部最受欢迎的代数老师鲍家驹讲课，课后稍作消化，再去我教的两个班“鹦鹉学舌”一番。除了努力讲清教学内容外，还得腾出许多精气神来和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斗智斗勇”。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作为老师那恨铁不成钢的拳拳之心。常常，气晕了少年头。班上有学生认出了几个月前还在小菜场工作的我，常找些自以为难解的代数题来问，逼得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做数学题。所幸，我从来没有被学生难倒过。

教了一年数学以后，我向学校领导提出改教副科历史，理由是学识太浅，不能误人子弟。于是，从1977年秋学期开始，拜在胡人老师门下，每周8个班16节历史课。感谢刘金海老师，借了一套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给我。我的文史积累，大抵就靠这套历史书，以及高中时从刘老师那儿借来抄写的《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等等。有了这点积累，我讲中国古代史也算有了点底气。胡人老师知识渊博，是文史大家，有名的活字典。最敬佩的，是胡老师脱俗的文人气节和对许多社会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因为有胡人等大咖级老师坐镇，当时扬州中学的史地教研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市教育系统的史地教研站。忝列其中，朝夕受教，获益良多。

在扬中教书的一年半，已成为最迷最忆的日子。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除了教学外，我还担任了初一（16）班的副班主任，协助张逸秋老师工作。这个班文艺人才荟萃，不少“小红花”成员会聚于此，演出活动比较多。记得好几次晚上去位于汶河路的体育馆演出，人少事多，要帮学生化上淡妆，送上舞台。印象较深的节目是严小农和周清两个小姑娘的双人舞，活泼灵动、挥洒自如，颇受欢迎。演出结束后再逐一送回家。还有，体育运动会中，和姚同、陆鸣等老师组成4×100米接力教工队，差之毫厘地败给了学生队。

1977年10月，正当扬州中学准备把我的人事关系设法调进校办厂时，传来恢复高考的重大消息。1966年-1977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们仿佛打了鸡血，上千万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文化知识的狂热追求中。我去找了政工组负责人刘永佳老师，要求暂缓调动，先参加高考。

我的教书生涯还在继续，每周还是听2节课，讲16节课，剩余时间偶尔去人头攒动的热闹处蹭点复习辅导课，大都还是自己学习。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师范学院，也有幸被录取。我在扬州中学的历史课一直延续到去师范学院报到的前一两天才结束，徐国英老师说由她来接。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老师已经离我们远去，扬州中学还在继续着远大的前程。作为永远的学生，我们感恩母校，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