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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建桦，江都人，64届毕业生，当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德国语言文学。毕业后辗转于西北高原和西南峡谷，1978年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历任翻译、副译审、译审，兼任北京大学研究员和武汉大学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1996年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至今，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高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和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国际马恩基金会《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编委会成员。主持编译《马恩全集》（七十卷本）、《马恩文集》（十卷本）、《马恩选集》（四卷本）以及《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这样一个梦，梦见我走进一片绿荫，背诵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阳光从绿叶间流泻下来，洒落在我身上。那一片绿荫，在扬州中学树人堂下。
扬州中学是我在思想上、学术上成长的重要起点。母校师长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学问。我像一叶小舟，从那里出发，驶向广阔天地。
春风风人 夏雨雨人
我在扬中的三年，是快乐的三年。康德说过，由道德和知识带来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我在扬中的经历，可以印证康德的话。
我们在扬中受到的教育是全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教育。母校使我们在道德和情操方面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扬中对政治理论教育抓得很紧，着力使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我在扬中第一次比较地系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时教这门课的是秦裕庭先生，他把艰深抽象的道理讲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扣人心弦。在这种哲学启蒙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真理的魅力，第一次领悟到思想和逻辑的力量。那时候我还根本没有想到，理论研究将成为我日后长期耕耘的领域。
那时扬中的政治理论课不仅有专职教员负责，而且由学校领导精心擘划、具体指导、亲自讲授。张卓如校长、郑蔼如副校长、李久翔主任、李岫云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此外，学校还定期举办各种时事讲座，使我们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扬中的思想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理论课。在语文、历史教学中，教师也将思想教育寓于知识的传授之中。例如扬中的历史教育就很成功。胡人老师在讲授古代史、近代史时，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激发起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要求教员具有崇高的使命意识、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娴熟的讲授技巧。
扬中师长通过不懈的努力，促使学生端正前进方向，养成健全人格。在如何做人方面，领导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是扬中德育成功的关键。
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62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我从音乐教室门前经过，只见张卓如校长正在严厉批评一个学生，因为这个学生把撕碎的纸屑随手扔在刚刚扫净的路上。老校长问：“你知道这条路为什么每天都这样整洁？”他指着在不远处的花圃里浇水的勤杂工刘贵说：“这是刘贵师傅每天每日出力流汗的结果。我们应当尊重别人的劳动。要尊重老师，同时也要尊重工人。工人同样是我们的老师。”
老校长一边说着，一边和那位同学一起，把路上的纸屑拣起来，放进路边的簸箕，并嘱咐那位同学牢牢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在内心深处对辛苦劳作的工人和农民满怀感激之情。
那位同学走后，张校长走进花圃，同刘贵一起浇水、松土、剪枝、清扫，亲切地询问他生活情况如何，补助拿到没有，家里有什么困难。在绿树成荫的校园里，双鬓染霜、德高望重的校长和脸膛黧黑、质朴敦厚的校工亲密无间地交谈。这个场景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云帆初挂 学海试航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上面讲的是“传道”。在“授业”、“解惑”方面，扬中教育也独具特色。
扬中的师长深知“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才，乃不误人”的道理（宋·张载《语录抄》）。有人说扬中重理轻文，这种说法不对。实际上扬中文理兼重，强调全面发展，同时尊重学生的志趣。我从高一到高三，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但我的兴趣在语言文学。对于每一个立志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学校在数理化方面的要求同样十分严格，没有丝毫放松。这样一种全面严谨的教育，对我们后来的发展非常有益。
在扬中读书期间，老师使我们逐渐明白了如何对待知识和学问。
首先，做学问必须有诚实的态度，要用一丝不苟的精神，切实掌握好基础知识。数理化教材中的定理与习题，我们作为准备考文科的学生，每一条都仔细思考，不敢稍有疏忽。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次化学实验，杨公穆老师要求我们写实验报告要像回答高考试题那样，力求准确无误。正因为养成了这种严谨、踏实、细致的学风，扬中的许多毕业生后来才在各个学术领域出类拔萃，成为栋梁之才。
其次，做学问必须有宽广的眼光。老师告诉我们，各类知识是相互联系的，在打基础的阶段，必须全面夯实，不可偏废。因此在扬中，许多准备报考理工科的学生都有扎实的语文和外语功底，甚至能写诗填词；而一些立志报考文科的学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方面也展露出颖异的才华。
在那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至今还记得扬中在树人堂举办的杜甫诞辰学术研讨会、曹雪芹生平和《红楼梦》版本学术讨论会，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赵九章教授、华罗庚教授主讲的学术报告会。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师们的讲解。大家对报告中涉及的许多概念、范畴、术语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种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启迪了我们的智慧，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开阔了我们的胸襟，使我们在无言中树立起远大的抱负。
韶华易逝 训迪难忘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理论工作。当年在扬中学到的知识，当然是远远不够用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永远都用不完的。扬中的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老师的教诲永远是我前进的灯塔。
1969年我从北大毕业。当时“文革”正在进行，社会一片混乱。我先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农场，后来又调到攀枝花钢铁基地。劳动锻炼之余，我把所有时间都尽可能用在学习上。我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许多重要著作的德文原版，翻译过歌德、莱辛、席勒、海涅和布莱希特的诗文。有一段时间无书可读，我甚至背诵过整部《德汉大辞典》，抄录过《辞海》的大量词条。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我没有动摇过对真理和知识的信念，我坚信文明和进步终将战胜蒙昧和野蛮。“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振作，而不能颓丧。这样的信念，得益于扬中恩师的训诲。这种信念使我在浩劫中百倍珍惜稍纵即逝的时光，为后来的发展积累知识，做好准备。“文革”结束，大地春回，我走向专业领域。几十年来，从中国到德国，从治学到管理，从基层到领导层，我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我没有动摇过。张卓如校长那卓然如山的形象，许多老师铿锵有力的话语，令我终身敬畏，不敢松懈。
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岁是由20个“三年”构成的。我在扬中学习三年，在北大学习五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三年，还曾在其他许多地方进行过学术访问。在我过去的20个“三年”中，扬中受业的三年是最重要、最精彩、最难忘的。我在那里度过了从16岁至18岁的三年时光，那正是我在体质、心理、认知和人格方面成长的关键时期，而扬中师长正在这个时期给我指明了航向。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扬州中学这所著名学校。对于我们来说，扬中作为母校，确实“非有高楼广厦之谓也，乃有恩师学友之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每天都生活在母校那一片绿荫下，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扬中师友都时刻铭记于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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