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东，我校1980届校友。2014年9月2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专访，特转载。

9月17日，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宣布王永东博士担任首席技术官。之前，王永东担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已有3年时间。

业外人士对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并不熟悉。这个成立于2011年的研究院，整合了原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和广告技术中心，研发方向涵盖微软必应搜索、在线广告技术、语音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移动互联网服务四大领域，是微软全球在线产品研发的一支重要团队和中坚力量。

担纲这样一个研发机构，业界地位不言而喻。

回首自己的成长道路，王永东觉得：“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兴趣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就会很努力去做。第二，勤奋也很重要。”

在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之前，王永东和很多人一样，认为中国人读书特别认真，美国孩子爱玩，不是很喜欢读书。但是到了伯克利，感觉完全不一样：美国同学不仅极其聪明而且极其努力。

同时王永东承认机遇也很重要：“不是说人生只有一次机遇，我听一些人说，我在某年有这么一个机会没赶上，好像就完了。我不这样觉得，机遇是不断会有的，你要是有兴趣，有这个准备的话，就能很好地抓住这种机会。”

王永东回国后，更加深了这种体验：“我的一些同龄人为孩子们设计一条路，觉得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个光明大道。有些报道中也说某某从小就设计了一条路，走得挺顺利的。可是我觉得可以设计一条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新的机会和变化，自己要去不断地调整。”

计算器和计算机不是一回事

王永东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小学，读高中时进入江苏扬州中学。当时，同学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老师也都特别认真和热心，王永东觉得“自己是赶上好时候了”。

直到上了高中，王永东才确定了考大学的目标。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和很多人一样，王永东一下子觉得读书有奔头了。

尽管当时备考的强度大、压力大，但王永东却感觉很愉快。“在小学、初中学的东西比较少，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补。当时学习动力很强，也没有被强迫的感觉。”

数学、物理、化学是王永东感兴趣的：“ 文革 结束后，国外的科技开始进入国内，思想也比较活跃，报纸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最后王永东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的计算机专业。

那时，王永东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他的父亲是学无线电的，希望儿子也学无线电。而王永东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计算机的文章，感觉“计算机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一心一意想去学计算机。

1980年代初，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的故事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很多优秀学生选择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相比之下，王永东的选择还是有些另类。

当时计算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甚至有人把计算机和计算器混在一起。王永东还记得自己大一假期回家，就有邻居拿着计算器来，说能不能帮他修一下。王永东要解释半天，说自己是学计算机的。

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情形王永东也记得非常清楚：“交大的校友、王安电脑公司的创始人王安给交大捐了一台计算机，交大专门开设了计算机房，工作人员都穿白大褂，进去还得换拖鞋。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高端。”

因为当时只有一台计算机，对使用时间是有严格限制，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一个学期只有两三个小时的上机时间。

让王永东有些自豪的是，那台捐赠的计算机已经有软盘了。而学校里其他专业的同学，后来学计算机课时还都是用纸带，或者是打卡。

虽然当时只学了3种语言：Basic、Pascal和Cobol，但王永东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我从那个时间就一直感觉自己选计算机太对了，很喜欢”。

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编程都让那时的王永东很兴奋。比如，编写一个程序，把平年闰年的因素考虑进去，用计算机打印一个日历出来。

王永东本科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数据库的应用项目，这为他今后的研究方向打下了基础。

在接受的同时不要迷信权威

本科毕业后，王永东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因为成绩好，获得了世界银行项目公派留学生资格。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通过托福、GRE的考试，王永东陆续接到美国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最后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美国后，王永东发现原来所理解的计算机与美国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非常大的差异。此外国内外的教学方式差异也很大。

王永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的教学，比较注重于接受和理解，老师教的东西，学生理解了，然后去应用；而在伯克利这样的学校，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批判和创新。

比如，研究生有的课没有课本，老师会把这个领域最有名的论文找来，复印几十篇论文发给大家，学生主要的任务就是阅读和讨论这些论文。做作业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指出这篇论文里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有什么能够做得比（论文）更好的。

“这种教学方式对我来说太难了。让我把文章读懂，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持怀疑、批判的态度，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王永东说，在国内上中学、上大学，上课的时候都不会去问老师问题，只是特别专心听讲，记笔记，也不做小动作。

后来王永东理解了为什么硅谷有那么多的创新：“跟教育方法有关系，那就是在接受的同时不要去迷信权威，要有一种审视的眼光，相信你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

在伯克利，王永东找了一个在数据库方面特别有名的导师。他的导师在数据库领域做得比较早，后来也开了一个与数据库有关的公司。

硅谷的这个普遍现象对王永东影响很大：“他们很有创意，很多老师不仅仅是教学和做研究，同时也寻找产业化的机会。”

一个机遇不成功，下面还有机会

1992年王永东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赛贝斯（Sybase）公司、搜索产品研发先驱之一Inktomi公司工作，之后在雅虎任国际搜索技术总监，2007年，升任副总裁。2009年6月加盟微软，就任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总经理。2011年11月，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成立，王永东就任院长。

王永东坚信，不努力天上就会掉个大馅饼，这种机会还是很少的。“像比尔·盖茨，在青年时期，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看到一个机会就会去抓住。他在创办自己的公司之后，也是极其努力的。”王永东就极其佩服比尔·盖茨的技术能力和极快的反应速度。

对于机遇的把握和道路的选择，王永东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要“过度优化”。

“过度优化”是源于网站设计的专业词语，王永东认为对于互联网产品也是如此。

“我们曾经一提创新，就会强调，在产品发布之前，要做论证，把产品做得看来很完美再发布，这是一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并不太认可这种方法。”王永东认为：“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产品你觉得它有道理，这个时候与其关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去过度优化，还不如把它拿出去给用户看，用户在用的过程中就会给你很多反馈，在反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最终能够做出一个让用户特别喜欢的产品。”王永东认为，这个过程比关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过度优化更好。

在人生道路上，过度优化又是什么概念呢？他举了个例子：有人想，我将来最好是学一个专业，不用太用功就能学得很好，将来最好找一份工作，不用太辛苦就能够挣钱很多，工作环境又特别好。这就叫“过度优化”。

“过度优化以后，你就会觉得很难达到这种目标。”王永东认为，如果做自己喜爱的事而且愿意努力去做，在努力的过程中，机遇自然会出现。如果一个机遇不成功的话，后面还会有机会。

附《树人堂下（二）对王永东的介绍

王永东：软件研发专家

王永东，1980届校友，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1996在美国赛贝斯公司从事数据库软件开发，任软件研发工程师、软件研发经理，期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访问讲师。1993年后历任美国Inktomi公司软件研发工程师、经理，雅虎公司总监、资深总监、副总裁，美国微软公司亚洲搜索技术中心总经理，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院长。

我的求学生涯始于苏北灌南县农村，在那里读到小学三年级，然后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工厂子弟学校读完小学。1975年进扬州市七中读初中，1977年转学进扬中高中，1980年毕业。

离开扬中已经30多年了，回想起来，忘不了扬中的老师、同学和校园。

在扬中三年，我的班主任一直是王荫刚老师。王老师教我们物理，他上课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王老师家在学校里面，离学校食堂很近。那时上午放学后，绝大部分同学都回家吃午饭。我家比较远，就在学校食堂吃饭，碗筷平时就放在王老师家，午饭后还常常在王老师家休息一下。有时师母做了好吃的，我还会蹭饭打牙祭。王老师和师母待我们学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后来到了高考复习紧张阶段，有好些同学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吃饭，他们也都把碗筷放在王老师家。结果每天午饭后王老师家很热闹。现在想想很不好意思，我们一定影响了老师和师母的午休。

王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充分努力，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有一次，我父亲告诉我王老师来家访了。我当时很惊讶，觉得自己各方面表现还不错，为什么老师还要来家访。原来是王老师希望家长帮助我不要骄傲自满，放松努力。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对学生多方面的关心。

虽然王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但同学们对他的感情很深。毕业以后，我们同学两次最大的聚会是给王老师庆祝60岁和70岁生日。惭愧的是我两次都在国外而没能参加，只能通过看录像感受聚会的气氛。原想在王老师80岁时再次和同学们一起帮他庆祝，没想到他不幸去世了，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我1977年转到扬中时，正是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年轻人的学习热情急剧膨胀，各种学习资料全部脱销，出现几百人在新华书店排队买《青年自学丛书》的壮观景象。扬中的老师们教学热情极高，加班加点地帮助我们学习，不记得学校或老师向我们多收过任何费用，只是希望帮助我们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很幸运地受益于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教数学的黄久征老师是全国特级教师，已到退休年龄，仍不知疲倦地工作。教英语的陈忠献老师年岁已高，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儒雅的学者风度，虽然我们英语底子很差而且当年高考英语只算30%的分数，陈老师却一点不放松，一遍遍仔细地教我们语法，词汇，阅读。教语文的刘金海老师讲课风趣，风度翩翩，是许多同学的偶像。还有教化学的范老师，教政治的金老师，师资力量之强，在全省恐怕都是领先的。老师们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为人之道，为师之道。许多年后，我应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也学着老师们那样诚心诚意努力地教学生，得到我的学生们的好评。

在我上高中时，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虽然这在今天看来是很荒唐，很不可思议的事，但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问过老师和其他同学，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是老师们不允许，也不是家长们不允许，但就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当然，男女同学也不会同桌。近年来听到那首《同桌的你》，感慨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也许是人生的一个缺憾呢。不讲话并不代表不好奇不关注不想讲话，至少在我是如此，当时还觉得很不安，好像是自己做了错事。多年后同学们聊起来，才知道无论男女同学大多数都如此，可见少男少女们的情感是无法扼杀的。我们班的吕娟和刘大年同学后来结为伴侣，他们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很多同学聚会的发起者和中心。

男女同学不讲话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不知道怎样和异性交往。我是到了大学才学会和女同学交往的，而且幸运地在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在高中时，如果必须和女同学谈什么事，会感到很紧张，不知所措。几年前一次同学聚会，我的好朋友袁人枢揭发了我的一件糗事，我自己都差点忘了。有一次，我们班级组织同学表演节目，老师要求我和一位女同学演一个节目。具体什么节目我已想不起来了，实在想不出老师为什么要我这个没有一丝表演才能的人和女同学演节目，也许是觉得我需要锻炼吧。我紧张得要死，到了表演的前一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结果早晨起来，头昏脑胀，根本就没法去上学，只好请了病假。下午放学后，袁人枢和另一位同学到我家看我，发现我病已好了。原来不需要表演之后，我的心情一下放松下来，好好睡了一觉，到下午自然好了。

现在的学生们可能无法想像我们那时高考有多难，我们高考那年全国的平均升学率据说只有百分之四。因为难，所以出了一些奇人。譬如有一位同学，因为各种因素，连着几年没考好，最后一次发挥好了，一鸣惊人考上北大。我们班有许多学习很好的同学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如电大、函授等学习，在工作上取得很好的成就。有的后来读了研究生，有的成为大学教授，还有的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最让我高兴的是，有些同学成为我的挚友，甚至我们家人也成为好朋友。

说起来我们家和扬中还是颇有渊源的。我的母亲，弟弟，妹妹都是扬中初中或高中的校友，亲属中的扬中校友就更多了，2007年出版的《树人堂下》就介绍了其中的3位长辈。我虽然从扬中毕业已经30多年了，但在扬中3年的学习生活成为我美好的回忆，而在扬中学到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也为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铺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